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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着《受戒》的足迹谈汪曾祺

来源:百度 阅读次数:13     发布时间:2017-07-08 12:49:54

     

1997年5月16日,汪曾祺辞世。20年过去了,我们依然怀念他。他的一生,没有大起大落,更多的是细水长流,随遇而安。近年来,我埋头于新版《汪曾祺全集》的编辑工作,终日流连于他那充满抒情气息的美文之中,颇有获益。

汪曾祺的1980年

对汪曾祺而言,1980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年份。较之“文革”结束之后的最初那几年,汪曾祺那年的心境要好得多。生活又一次归于平静,于是他也有了重新拿起笔来的冲动。

当年1月,他创作短篇小说《塞下人物记》,后发表在《北京文艺》(《北京文学》前身)1980年第9期。3月,他的60岁生日,当月创作小说《黄油烙饼》。5月,重写小说《异秉》,文末写着“一九四八年旧稿,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日重写”。除此之外,汪曾祺还写了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《与友人谈沈从文》《果园杂记》《裘盛戎二三事》等散文作品。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,似乎都为《受戒》的“横空出世”做着铺垫。

《受戒》完成于1980年8月12日。一开始,只是在北京京剧团内部传阅,汪曾祺的同事杨毓珉读了之后感觉“味道十分迷人,可是回头一寻思,又觉得毫无意义”。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,杨毓珉说起最近他们单位有人写了一篇“味道十分迷人”的小说。这番话恰巧被当时《北京文学》的负责人李清泉听到,于是李清泉委托杨毓珉请作者把稿子寄到编辑部。散会后, 回到单位的李清泉还不放心,特意叮嘱了《北京文学》小说组的同事。过了一段时间,汪曾祺把《受戒》寄到《北京文学》,并随附了一纸短笺,其中写道:发表它是要胆量的。面对这样一部“味道十分迷人”的作品,李清泉“手里拿着《受戒》也不是不认真端详,无奈正面看,反面看,斜侧着看,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,看不出政治冒犯,反而觉得这回鼓足了胆量也白扯”(《关于〈受戒〉种种》,《北京文学》1987年第9期)。凭着“艺术的胆量”,李清泉毫不犹豫地签发了《受戒》。作为《北京文学》1980年第10期“小说专号”之一篇,《受戒》甫一面世,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。正如汪曾祺所言“《受戒》的产生,是我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”。“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。我们有过各种创伤,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。”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,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绝对让人眼前一亮。于是,《受戒》的成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最终,《受戒》荣获《北京文学》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,汪曾祺也开始被广大读者所熟知。

正如李清泉所言:“《受戒》又有点像投石问路,心地踏实了,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。”《受戒》发表之后的种种赞誉进一步激励了汪曾祺,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喷薄而出,《岁寒三友》《大淖记事》《故里三陈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接连问世,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作家最终浮出了历史的地表。

西南联大的“肄业生”

《受戒》的发表,离不开李清泉的慧眼与胆识。同时,我们也不能忘记杨毓珉的功劳。正是他的“味道十分迷人,可是回头一寻思,又觉得毫无意义”的那番话引起了李清泉的极大兴趣,间接促成了《受戒》的面世。

杨毓珉是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,两人一生交好。汪曾祺曾替杨毓珉写过一篇读书报告《黑罂粟花——李贺诗歌编读后》,对唐朝诗人李贺有极其精彩的分析,文中写道:“他的时代是黑的,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。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;一片浓绿,一片殷红,一片金色,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。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。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,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,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。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,毒死自己的蛇。”当时,汪曾祺才20多岁,但透过这篇短文便可见其文学才华。据云,闻一多读了这篇读书报告,大为赞赏,直呼:比汪曾祺写得好。殊不知,这其实就是出自汪曾祺之手。

1939年,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,自此在这所著名大学待了五年,直到1944年“肄业”。后又在昆明教书两年,正如汪曾祺所言“七载云烟”。谈及西南联大,汪曾祺是充满感情的,在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一文中他写道: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,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。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。因此,西南联大在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乃至生命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
当年,去昆明有两条路,一条是陆路,一条是海路。闻一多就是从北平经陆路到的昆明。与闻一多不同,汪曾祺是走海路经上海、香港、越南入昆明的。西南联大校风清明,提倡自由民主,中文系比别的系更自由,这给汪曾祺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土壤。大学五年,除了沈从文的课,汪曾祺没怎么认真上过课,大把的时间用来泡图书馆、茶馆。看翻译小说,读纪德、萨特、伍尔夫、阿索林、普鲁斯特,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了《复仇》《小学校的钟声》等,但是并不很成功。除了泡图书馆,汪曾祺的另一乐事就是泡茶馆。写于1984年的《泡茶馆》一文,详细描述了汪曾祺在昆明泡茶馆的经历。文章结尾写到: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?答曰:第一,可以养其浩然之气;第二,茶馆出人才,联大学生上茶馆,并不是穷泡,除了瞎聊,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;第三,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。我对各种各样的人、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,都想了解了解,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。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,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。

当时的汪曾祺正值青年,洒脱不羁,除了泡茶馆、图书馆,以及迫不得已地“跑警报”之外,更喜欢漫无目的地散步聊天。昆明的花草树木、虫鱼鸟兽都入过他的眼,昆明的风、昆明的雨都令他动情。多年以后他曾写过“昆明忆旧”系列散文,共8篇,写尽了昆明的美。《昆明的雨》中,他写道: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、丰满的,使人动情的。城春草木深,孟夏草木长。昆明的雨季,是浓绿的。翠湖公园是汪曾祺经常去“遛”的地方。对翠湖,汪曾祺是饱含真情的。翠湖是昆明的眼睛,那里流淌着他的青春记忆:“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,喝茶,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‘穷遛’。这‘穷遛’有两层意思,一是不名一钱地遛,一是无穷无尽地遛。‘园日涉以成趣’,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。尤其是晚上,踏着斑驳的月光树影,可以在湖边一遛遛好几圈。一面走,一面海阔天空,高谈阔论。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,似乎有很多话要说,可说,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?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!”

何兆武回忆当时的“小青年”汪曾祺:“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,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,扣子只扣两个,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,经常说笑话,还抽烟,很颓废的那种样子,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。”(《上学记》增订版第126页)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,在经过五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淬炼之后才得以脱胎换骨、展翅高飞,没有西南联大的滋养,就没有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汪曾祺。

此处,需要提及汪曾祺的“肄业”之事。西南联大学制四年,汪曾祺却读了五年,而且最终也只是肄业。原因何在?细究起来,原因有二:英语和体育不合格、拒服兵役。汪曾祺原本1943年毕业,但是因为英语和体育不合格无法毕业。汪曾祺“大一英文是连滚带爬,凑合着及格的”。大二英文期末考试,睡过了头,缺考,因此成绩零分。体育,则是汪曾祺的另一心病。他没有遗传父亲强健的体魄,体育一直不好。这两项导致汪曾祺只能又读一年,补修课程。1944年,国民政府征调西南联大毕业生到美军担任随军翻译员,否则不予毕业。汪曾祺未参加应征体检,因此最终只得以“肄业生”身份离开西南联大。这一身份,或许对汪曾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困扰,但不妨碍汪曾祺最终成为一代文学大家。试想,当年汪曾祺应征入伍,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,还会是现在的汪曾祺吗?

与沈从文一生的“师生情”

高二时,汪曾祺曾跟随祖父、父亲在一个小庵里避难,一住就是半年。当时,汪曾祺已着手准备考大学,当时他随身带了两本书,一本是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,一本是《沈从文小说选》。足见沈从文对汪曾祺有多大的吸引力。

在西南联大,汪曾祺上课上得比较勤的就数沈从文的课,其次是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课。沈从文其实不太会讲课,声音很小,而且带湘西口音,别人大多听不懂。更重要的是,沈从文讲课没有讲义,不系统,全是即兴漫谈。不过,沈从文有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,他交给汪曾祺的最重要的一条:要贴着人物来写。而且,他讲授的写作课,更注重实际写作,并身体力行地帮着学生修改,并积极推荐到报刊发表。对汪曾祺,沈从文是极其赞许,不吝溢美之词,直言汪曾祺“比我写得好”。1941年2月3日,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提及汪曾祺,有着极大的期许:“……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,很有好的几个的。有个汪曾祺,将来必有大成就。”

汪曾祺早期的很多作品,都是经沈从文之手才得以面世的,如《卦摊》《膝行的人引》等。汪曾祺曾写过一篇《葡萄上的轻粉》,通篇对话,一看便是模仿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习作。沈从文读了,认为是“两个聪明的脑袋在打架”,建议汪曾祺修改并加以举荐,最终此文发表在1944年5月18日《民国日报》。

西南联大结束后,沈从文对汪曾祺也是多有照顾。1946年秋汪曾祺离昆赴沪,一时没有着落,沈从文请李健吾帮忙,给汪曾祺在一个私立中学谋得一教职。后来,汪曾祺过得不如意,有段时间很消极,沈从文写信鼓励他,说:你怕什么,你手中不是还有一支笔嘛。1947年2月初,沈从文致函李霖灿、李晨岚等朋友,积极推介汪曾祺:“我有个朋友汪曾祺,书读得很好,会画,能写好文章,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。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。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。”至于汪曾祺初到北平,失业半年,也是沈从文的引荐才得以到历史博物馆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工作,沈从文还是为汪曾祺抱不平,1962年10月15日,沈从文在给朋友程应镠的信中写到:“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,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……若世界真还公平,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,有思想也有文才!大器晚成,古人早已言之。最可爱还是态度,宠辱不惊!”想想当时沈从文自己的处境,可见沈从文对汪曾祺是用心良苦。

汪曾祺与沈从文之间是亦师亦友,汪曾祺十分感念沈从文对他的赏识与提携。据目前可见史料,汪曾祺散文中写沈从文的篇什是最多的。1980年,除了创作了《受戒》等小说之外,汪曾祺还写了《与友人谈沈从文》《沈从文和他的〈边城〉》两篇文章向读者介绍自己的恩师。后来,他写了大量的评介沈从文的散文。1988年5月10日,沈从文逝世。第二天,汪曾祺应《中国时报》之邀写了一篇短文《淡泊的消逝——悼吾师沈从文先生》,文笔素朴,但从中仍能读出不平之气。文末写道:“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已经产生越来越卓著,越来越深刻的影响。我们能够无视于这样的事实?‘盖棺事则已’,什么时候能够给沈从文一个公正的评价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正确的位置!”16天后,汪曾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,文中写自己送别沈从文时的一幕:“沈先生面色如生,很安详地躺着,我走近他身边,看着他,久久不能离开。这样一个人,就这样地去了。我看他一眼,又看一眼,我哭了”。汪曾祺去世的前一个月,梦见了沈从文:“沈先生还是那样,瘦瘦的,穿一件灰色的长衫,走路很快,匆匆忙忙的,挟着一摞书,神情温和而执着。”(《梦见沈从文先生》)一个月后,同样在5月,汪曾祺追随沈从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,共续师生情谊。

上世纪80年代,汪曾祺在文坛走红之后,在鲁迅文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回答别人的提问,认为自己在文学史处于什么位置。他答道:自己不是文学的主流,只是一个文体家。多么谦逊的答案。这就是汪曾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