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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冬林 安放在长白山密林深处的写字台

来源:百度 阅读次数:13     发布时间:2017-07-06 12:27:20

     

长春家中去世时的写字台

在长春的书房里

我曾在桦树皮上抄下过一首因纽特人的歌谣:

在远古时候,

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,

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。

因为我们讲着同样的话语

我们发出同样的声音。

——胡冬林

胡冬林,满族,1955年生于长春。专业作家,1995年起不断深入白山黑水采风,2007年至2012年更是长期租住长白山林区,为森林里的美丽生灵画像——青羊、熊、紫貂、狐狸、青鼬、星鸦……长篇小说《野猪王》,散文《青羊消息》、《蘑菇课》、《拍溅》等多次获奖,被誉“中国离野生动植物最近的作家”。5月4日晨,因病在长春逝世,享年62岁。

5月4日晨,独居长春家中的胡冬林,最后是趴在写字台上猝然离世的。身下还压着他手写得密密麻麻的文稿,那是他正进行中的新长篇《熊冬眠树》。

那是个简单至简直潦草的写字台,唯一的“装饰”是一个小棕熊头部标本。听说过,胡冬林有个独特的写作习惯——无论在哪里,只要写东西,一定要在眼前摆上一件来自森林的物件,也许是一件借来的棕熊标本,也许是捡来的一块马鹿的胫骨,也许是一束焕发秋林馨香的干蘑菇……他说:“只要看到这些,写起来就十分提气。”

台灯下,还有小小一个相框,照片是他父亲——诗人胡昭埋头笔耕中的白发留影,相框上是62岁胡冬林的字迹:“爸爸,我一定写好《熊冬眠树》!”

“终于在昨夜那狂暴的风雨中/它闷声地倒下了,不肯惊动邻居和伙伴/生不要赞美,死不要哀哭/也不要亲人悲怆的召唤……”父亲胡昭的旧作,《老树》。胡冬林不会电脑,他在新浪的实名博客是由妹妹帮忙打理的。2009年开博伊始,妹妹把这首诗拿来做了博客的开篇。

一语如谶。

5月5日,长春风雨交加。手捧厚厚8本胡冬林手写的“森林笔记”,从北京赶到长春的摄影策展人那日松泫然欲泣。1996年秋天二人初识,那时的胡冬林在他眼里,是个“壮得像猩猩一样”的人。他们一起协助央视为“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”拍纪录片。当日胡冬林帮记者扛着摄像机,长白山上穿林越涧走得飞快,“所有人都服了”。

四年后,他们又联手创作散文集《鹰屯——乌拉田野札记》,胡冬林撰文,那日松摄影。那是游荡在松花江沿岸辽阔乡野中、历时两年、并肩五六次采访的陶然经历,烈风醇酒、踏雪寻鹰。那时候觉得,未来的日子和道路都长极了。

“无比感激热爱森林的父母对我从小到大潜移默化的影响,使我最终选定了森林写作的道路……我木讷笨拙且已经过了黄金年龄,但又无比幸运,至少还能在森林中游历十年,写上十年。”胡冬林这话写于2011年4月。

天不假年。谁都不曾想象到的匆促。

5月6日,胡冬林的告别式上有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铁凝致送的挽联。人们聚在一起,慨叹这位“中国文坛很少有的、具有真正现代自然文学意义、能真正打开自然的梭罗式作家”的离去。

听说,逝世前两天他还去妹妹家,说起6月要再上长白山,住回二道白河镇那间朋友的房子,重启他天天上山入林的生涯;听说,他在山里跟人聊天时说过,死后想把骨灰撒在长白山……

“在长白山,每头被打死的熊和活着的熊,都是英雄。”这是胡冬林生前写下的最后文字中的一句。

通往森林写作的道路

与胡冬林有一面之缘。

2013年12月19日,中国作协创研部、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、吉林省作协共同为胡冬林的散文集《狐狸的微笑》在京举办研讨会。那天正好是胡冬林58岁生日。

素有林海雪原情结的我闻风而去听他讲故事。12月24日上午10点开始,在798“映画廊”听他聊了四个小时。胡冬林看上去幸福感满溢,自言“刚有作家理想时幻想的那些终极目标,好像今年接踵而至都来了”。

胡冬林1955年生于吉林长春。父亲是全国著名诗人胡昭,母亲是全省知名散文家陶怡。“他们两个都喜欢长白山,都写大森林。所以我12月生的,就叫‘冬林’;妹妹8月份生的,叫‘夏林’。”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,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书,作家梦上初中就有了。

至于与大森林的连接,更是血脉中就有的。“小孩在一生当中,18岁之前,尤其是上小学之前,对自然界的生机盎然,太喜欢了。要把小孩放在自然中,他会完全长成另外一种人。”胡冬林自己就是例子。

小学三年级随下放五七干校的父亲到通化,“每天上山就是一天,抓蛤蟆,砍柴禾,吃野果子,喝泉水,在山上玩。整整四年。”而后全家又下到农村再呆四年。接着中学回城只念了半年就下乡到吉林海龙当知青,又是三年。

1977—1978年,胡冬林在海龙县师范学校中文班学习,毕业当了五年语文和历史老师。之后又当了七年《中国乡镇企业报》驻吉林省的记者,每年有半年时间到农村采访。“完了1995年开始在全省各地漫山森林地跑,加上在长白山又蹲点,我几乎踏遍了各地农村。”胡冬林23岁第一次上长白山,对它的书写从那时起就开始了。

“有一个真正的震撼是1979年底,我读到美国女作家蕾切尔·卡逊的《寂静的春天》,还有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、利奥波德的《沙乡年鉴》……就那著名的十本关于环境的书籍,看得我脑子里发生地震。从那时起就买各种书籍充实自己,做各种笔记,为有一天上山做准备。” 上世纪90年代初,胡冬林开始在吉林省文联小说月刊杂志社做编辑,慢慢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方向。

1995年是一个转折。那年吉林电视台要拍一部25集纪录片《闯关东》,请他做总撰稿。“做总撰稿你就得下去用一年的时间做各种拍摄准备。比如说有一集叫《莽莽林海》,你得到森林里去拍各种植物、动物,采访各种动物学家、植物学家,想出来到哪个点去拍这个东西。又比如说有一集要拍狩猎的,你就得找些个老猎手。我就一边做这个事,一边搂草打兔子找到不少我自己可写的故事,受到不少启发,就知道我未来的创作还能从这儿开始。”

后来,那个纪录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拍成,“但是我停不住了。关于这片森林,我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的记忆又被唤回来了。我继续不停顿地每年都去,比如有2000块钱我就走一圈。那时候便宜,物价不那么高,吃喝拉撒坐车抽烟所有的加一块儿,差不多是100块钱一天。这样2000块钱我能走20天,3000块钱走一个月。”这样的森林行从1995年开始,胡冬林一直没有间断过。

时间走到2007年春天,写了三年的长篇小说《野猪王》写到12万字,胡冬林觉得“不能再是打游击似的,我得长期地住到林区去”。他雇了一个车,拉着四箱子书,还有写字台、行李、换洗衣服,从长春开了670公里来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,现租煤气罐,现买冰箱、床垫,安家。

“爸,我以后再也不吃松子了”

那远离大城市供应齐全的舒适生活,远离省城的文化圈子,远离刚从深圳考入吉林大学、每周可以见上一面的女儿,独自一人活在一个陌生小镇的五年半,在胡冬林的心目中,“特别幸福,每天上山。每个晴天我都纠结,只要太阳一照到我的写字台上我就纠结,因为我每天要写500字,一上午我可以写500字。我是写500字呢,我还是上山呢?后来还是拿着照相机,装着干粮装着水,背着呼呼往山上跑。”

“我都在镇子的紧南头租房,离保护区10分钟就到了。”开始是6000块钱一年租当地人的房子,后来一个朋友的房子借他住,胡冬林过的是“半个林中人半个作家”的生活——每天进入原始森林,认花认鸟记树辨蘑菇;寻访猎手、挖参人、采药人、伐木者,听他们讲述放山打猎和野生动物故事;体验观察自然四季美景和动植物生活,了解森林生态系统奇妙而复杂的关系……

胡冬林写东西慢是出名的,“这回开研讨会,评论家王干说我‘开了中国慢写作的先河’。它也不能快了,我每天生活就这样,7点钟起,8点多上山,上山拍照片,在山上做笔记——听到鸟叫了得记录,你将来还要为写鸟的散文作准备;看到哪个植物你也得做记录,闻到什么香味,有时候写一种植物你要闻它的香味,闻几遍;你等着植物开花,你得观察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,那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,那个都是自然安排好的。中午回来做点午饭吃就累了,睡一觉。下午开始做森林笔记,我有8大厚本森林笔记,都是手写的,记我这一天都干了什么,观察了什么动物,哪个植物开花了,哪个植物出芽了,哪个动物求偶了,一年四季地观察。我要写一本书叫《原始森林的365天》,那么我就有将近6年的积累在那儿放着,还有图片和资料。到晚上吃完晚饭散步回来了,我才开始写作,每天写300字到500字,精雕细刻的。所以有时我特别盼着阴天,阴天就不上山了,可以多写一点。”

他拿了第三届“在场主义”散文新锐奖的单篇散文《蘑菇课》,全文5万字,他为之考察了三个秋天,写下十多万字笔记。“我就按我的写作方式来。我跟别的作家不一样,我是要把动植物对森林的帮助找出来。别的作家,他们不可能像我这么细地采访,这么舍得做实验。”

胡冬林对此非常笃定,“作为一个生态作家,他有使命,把大大小小每一株植物、每一个动物对这片森林的贡献,从整个大局上看到之后,把它里面的秘密挖掘出来,告诉给读者,感染这些读者。哪怕你的作品只能感动10个人、20个人,你也要感染,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,能尽量向环保去做。这个是我们活着的意义。”

他有篇散文《约会星鸦》,女儿读了之后跟他说:“爸,我以后再也不吃松子了。”

“每逢松子成熟季,星鸦便开始搜寻贮藏松子。每只星鸦在一个贮存季至少贮藏16000粒松子,整个冬季食用5000粒,剩下那11000粒,被它埋在八种不同的环境中——地下浅坑、苔藓层、树皮夹层、倒木缝隙、树桩腐心、树根浅隙、石头下面或孔洞中,这些来年春天就发芽长成树苗。它是种树的鸟。平均20万粒松子落地,才有一棵红松存活。”胡冬林观察星鸦的地方,离他的镇上驻地特别远,他每次打车去,一年四季去,最终用五年时间的七篇日记串联成这篇《约会星鸦》。

“女儿这句话对我比得什么奖、得多少稿费都重要。我把我的女儿给感化了。起码你看到你感染了一个人。”胡冬林1988年离婚,唯一的女儿随前妻一直在深圳生活,父女二人聚少离多,女儿跟他说这句话那年,他记得很清楚,女儿23岁。

“写人干吗?动物多干净”

胡冬林告诉我,他认识52种动物、227种植物、187种鸟,能辨认100多种蘑菇。这是截至2013年底的数字。

曾经他的朋友那日松帮一位摄影师编一本拍鸟的画册,想着还是把是什么鸟都标注出来,结果,基本上是胡冬林帮他一个个认出来的,摄影师自己都不认识。城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:“胡冬林不用电脑,也不百度,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
大森林教给他许多,比如“山猫告诉我,最纯洁无瑕的雪到底是什么气味?就是微微带点木炭味儿的纯冽雪香”。

大森林里也有许多奇遇,比如河边的原始林中,一张他生平最满意的写字台——“一棵直径1.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,4截短原木轱辘摆在四周当凳子,旁边立一根4尺高的原木,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,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。曾有几个山里人把这里当成打尖的地方(有丢弃的垃圾),他们离开后,我找到了这里。每次来到这儿,都心存幸运和感激之情:这里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与星空、空气与河流;有时百鸟合唱,有时万籁无声;有时花香扑鼻,有时落叶纷纷;夏天有花栗鼠在旁边偷看我写字,冬天有紫貂在桌面的积雪中打转……”

胡冬林的祖先记忆里有关于紫貂的故事:“我们祖上是伊彻满洲,正白旗。‘伊彻’是满语,‘新’的意思。新满洲族就是其他少数民族加入的——蒙古族、朝鲜族、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、赫哲族。我们是赫哲族,黑龙江依兰那个扈什哈里氏就是我们家。当年努尔哈赤为了进军中原打败汉族,大倡民族融合,他喜欢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、赫哲族人加入,因为这些人射箭好。所以专门有赫哲人组成的箭队。赫哲人最出名的是用小弩射紫貂眼睛。因为紫貂那个皮太珍稀了,射坏就完了,所以就射眼睛。”

四百年后,胡冬林在自己书中记下生平第一次在野外看见活生生紫貂时的震动:“在那一刻,蛮荒苍凉的大山仿佛充满了活气,充满了由这群快乐动物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动感,我认为,这正是天上要有鸟儿飞翔,河里要有鱼儿游动,林中要有动物奔跑,草丛里要有虫儿歌唱的道理。失去了它们,大自然就是死的。”

“在松花江流域采风,一位老萨满告诉我,小鸟们在林间飞跃,会沿途遗下星星点点的白色粪便,无意中标志出它们的飞行路线,这叫雀路。当无数雀路像条条小溪穿过崇山峻岭,自四面八方汇至一个圆心,那里是鸟天堂。如果找到那里,无论多脏的灵魂都会变得一尘不染。”胡冬林心向往之,“那会是怎样一种天籁?!于是去民间和荒野找寻和聆听,成为我的创作取向。”

曾经有人问:“你这作家怎么不写人啊?”胡冬林回答:“写人干吗?动物多干净。”

供图/那日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