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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一个字也不肯说的周有光

来源:百度 阅读次数:13     发布时间:2017-07-04 13:45:10

     

采访周有光先生,不是范用先生牵的线。当年 《读书时间》 栏目的男主持人刘为偶然间读到周先生的 《语文闲谈》,引为奇书,报了选题并登门恳请周先生应允,这才有了那一场采访。据周先生夫人张允和先生后来云:“从那以后就开始有媒体光顾周先生,所以我们常说,刘为是始作俑者。”

在正式采访之前,我当然也做了功课,把 《语文闲谈》 上下两册通读了一遍。我的惊奇应该不亚于刘为。后来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来谈我读后的那份惊奇,题名为 《瘦得有精神》。这个题目是借用了金克木先生早先发在《读书》 杂志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:“鲁迅的文章瘦,瘦得有精神;现在的文章肥,肥得有气派。”我在读 《语文闲谈》 时立即想起这句话,并认定周有光先生的文章就属“瘦得有精神”一类。周先生自称他的那些“闲谈”为“超短篇”。三五百字甚或一两百字就独立成篇,读来每每觉得似乎话未说尽便已戛然而止,有些突兀。细想却发觉要说的事的确已全然说清,再说就属多余。篇篇如此,无一例外,真可谓惜墨如金! 合上书本我未免神驰,心想,多一个字都不肯说,周先生其人的思想该是何等地清晰简洁?再细读,更发觉篇篇文字确实都堪称“闲谈”,话题的由头也总是信手拈来,从北京晚报到华盛顿邮报都在“旁征博引”之列。那些看似不相干的话头,经作者三言两语轻轻一点,就都扣紧了“语文”这个题目。换句话说,作者从那些庞杂的“闲谈”中理出了各种各样的“语文问题”,并让读者心里一亮,一下子就明白了它们何以是“语文问题”以及是什么样的“语文问题”。读周先生书,我想到最多的是“烛照”一词。在我的整个阅读过程中,的确像有一根蜡烛,照亮了那字里行间。

采访是在演播室进行的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。开拍前在休息室里,刘为问了周先生一句:“听说您懂得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五门语言?”周先生立马纠正说:“不,我不懂德语。”沉默片刻之后,他大概意识到刘为是在做访前准备,又小声补了一句:“我懂点希腊文。”我们一屋子的人当然都有点给镇住了。说来惭愧,此前我对周先生一无所知,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。刘为报选题时介绍情况说,周先生原为经济学家,有金融学的专著,业余做语言学研究,也发表过论文,且显然名声在外。解放后经郭沫若先生推荐,从上海调到北京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。今日写至此,我不由想起近日读到周先生百岁以后写的一段文字。其中谈及在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闲谈,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让周先生铭记终生也让我过目不忘的闲话:“人与人的差别在业余。”

采访进行过程中,我们全组人都越来越惊奇,很快就将眼前这个93岁的老人引为奇人。他的讲话,与他的超短篇文字一个样,清晰、简洁、戛然而止,多一个字都不说。但问题确已说清,而且透彻如有“烛照”。写文章落笔前可斟酌,落笔后还可删改,说话也如此精准,实属罕见。在我耳闻目睹的各次采访中,即便这不是唯一一例,也是印象最深的一例。因为是谈语文问题,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一些青年学生来做听众,并在采访结尾处留了时间让他们提问。周先生对这些学生的回答,竟让我想起外交家们的答记者问,清晰简洁自不必说,且似乎是有备而来,滴水不漏。我这种联想只是一个比喻,想说明的是,周先生的回答精准到那种程度,仿佛是出自一个高度警觉的人。当然,周先生与外交家的区别也是不言而喻的。周先生与学生之间完全不存在外交家与记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紧张,他也并不需要小心地回避问题中设下的陷阱,所以他的精准回答不是出自一种技巧,而是其思想的自然表达。西谚有云:“谁想得清楚,谁就说得清楚。”周先生说得那么清楚,可见他想得有多清楚。他时年已有93岁,非但没有一丁点老人常有的啰嗦,而且也从来没有老人常有的跑题 (比如天南地北的漫天联想)。惊叹之余我对同仁们说:“如果我70岁时能像周先生现在这样的思想清晰简洁,我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!”我当年50岁刚出头,在组里年龄最长。

大约两年或三年之后,周夫人张允和先生出了一本书———《最后的闺秀》,我们一组人到他们夫妇家里做的采访。由于书是回忆录性质的,周先生也应邀在场,做了一回张先生的“配角”。编导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,让他们夫妇俩并肩而坐。张允和先生虽为主角,坐姿却仍有“夫唱妇随”的做派。你让她坐在周先生右侧,她的身子就很自然地微微左倾;你让她坐在周先生的左侧,她的身子又很自然地微微右倾。时年90岁的她,还一副备受呵护的“娇妻”模样! 我们眼前所见,确实是传说中“一对让人眼热的情笃夫妻”。坊间传言,说这对夫妻终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,单看他们俩在镜头前这一坐,我们就都信了。

周先生那天的那个“配角”做得之称职,让我们又一次被惊住了。他从不抢话,一直仔细地在听张先生说,脸上分明还流露出几分温情。到张先生告一段落之际,他每每会慢条斯理地补充一两句。你要仔细一琢磨,就会发现,他那“一两句”又总是说到了点子上。要么是张先生一时忘了说的紧要细节,要么是“点睛之笔”的小小评论。看得出来,他是在用心地维护和提高张先生谈话的质量。他做得很认真,但话却说得随意且机智。我记得,在说到他通过借书来追求张先生的往事时,他在一旁似有几分得意又似有几分自嘲地点了一句:“七十年前谈恋爱的一种小技巧。”后来在说到他教90岁的张先生学用电脑时,他对主持人的赞叹做了一个高端 (我的感觉! ) 回应:“我们研究语言学的,从来就注意语言和机械的关系。”周先生论人论事,总让我感觉他的话是从高处来的。还能想起的一个例子是,周先生在私下里与刘为闲谈时说到:“沈从文就反对文字改革,这家伙,知识不成系统。”周先生与沈先生是连襟,从这句话,可见两人交好。不过,即便是这样随意地一个点评,却也足可见周先生立论之高。

听说百岁以后的他曾半开玩笑地自许为“五四时代仅存硕果”,我信其然。而且,从他身上我也再一次感觉到了“五四”的巍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