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腐文学的待解困境

说书人/陆克寒

　　将这部取名为《反贪局长》的长篇小说，归于“反腐文学”之列，自然有充分的理由，它的题名实际已向读者昭示着它的故事题材类别。“反腐”，显然是为当下文学“感奋”的一个叙事话题和叙事场域，我将它的兴起视为：社会良知为某种丑陋现状刺痛，无法按捺，作出强烈的道义反应与反击。

　　当下“反腐文学”的一个叙事困境是——它常呈示为“正义”与“邪恶”对峙、对抗的简单故事样态，并在故事结局设置上通常表现为“正义”战胜“邪恶”的程式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当下“反腐文学”欲待破解的自身“困局”。

　　村人的这部《反贪局长》，以一连串的“悬疑”构设，营造出某种扑朔迷离的叙事局面与叙事氛围：反贪局长魏大若妻子郝麦感染艾滋病毒，真相难解；报社记者柯逍烽遭遇车祸，神秘离奇；常务副市长于亚洲前景看好，却突然辞职出国，匪夷所思；女医生章好看似平常，其身世与身份却别有“玄机”，隐情叵测；政法书记胡建刚庸常之中藏有无限城府，犹如太极高手，难窥其庐山真面……其间的某些“悬疑”设计虽有生硬造附之嫌，但就叙述整体及其效果而言，贯穿始终的叙事疑问成就了小说的可读性，也表现出作者“说故事”的能力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叙述的“悬疑”构设不唯是一个叙事艺术的问题，就其根本而言，它具有深厚的现实背景：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某些敏感领域，难道不是充满着扑朔迷离的种种“悬疑”？而现实人性的真实图景，难道不也是呈现着善恶难分的“悬疑”局面？

　　依顺这样的追问思路，我们可以触及《反贪局长》的表达内核。我感受到作者隐约存有某种“影响的焦虑”，他的叙述因此暗含着一种用心与努力：破解“反腐文学”“正义”与“邪恶”冲突的简单程式格局；而其采取的叙事策略则是：竭尽所能表现出人物灵魂世界的复杂性，从而力图避免对他们简单“贴标签”式的定性定位。于是我们看到：小说里几乎每一个出场人物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隐秘的心理世界——借用戏剧表达语汇：都有自己的“戏”。尽管因为受制于种种因素，其间一些人物的“好戏”没能得到充分“表演”（比如常务副市长于亚洲的故事），而某些人物之间具有强劲张力的“关系戏”也没能得以充分挖掘（比如魏大若与于亚洲两者亲切而复杂的关联），但作者显然在其叙事进程中尽力关注、并注意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多种因素的多重构成。

　　当然，破解“反腐文学”的既有叙述困境，并非一桩轻而易举的寻常易事。其实，“反腐文学”的命名本身隐含着某种政治性指向，而小说叙事设若仅定位于“反腐”的现实政治功利，则一方面难以全然避免“图解政治”之弊，另一方面也难以深涉现实问题的历史文化渊源，从而使得叙事表达通常只能停留于意义的表层。